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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草袋子里装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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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乡的时候,我在黑龙江省永丰农场一分场东山连任副连长,外号“大伯”。别以为我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,其实本人身高只有157厘米,是个瘦瘦小小的小女子,直到今天也没有挤进胖子的队伍里。这个绰号于外人百思不得其解,于我则是满满的青春回忆。
 
 
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。1966年,正上高一的我已经在憧憬着奔向大学,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,没书念了,接着就是上山下乡。我迟迟没有报名,可当我把户口从学校迁回家里之后,里弄里动员上山下乡的锣鼓便敲到我家来了,一个星期后他们又来了。这锣鼓声真是震撼心灵的,即便他们离去后,那锣鼓声依然会在我和家人的耳边回荡,就像一锤一锤直接敲打在心头上。于是便会产生一种负罪感,似乎不下乡就对不起共产党,对不起毛主席似的。在锣鼓声的煎熬中,我不得不思考自己的出路。
 
在学校时,我和几个高二高三的同学很要好,他们有的当兵去了,有的已经下乡了。我把我的情况写信告诉他们,请他们给我出出主意。他们回信都是希望我能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。我有个同学投亲靠友在上海郊区插队。一天我邀了另一个同学骑自行车跑到川沙乡下去找她,我们一起下地干活,一起用柴禾在灶台上烧饭,一起去了村革委会。我发现她劳动之余还在复习功课,让我好感动。我想,条件虽然艰苦,但只要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困难总可以克服的。川沙之行彻底打消了我的顾虑,1969年7月我到里弄里报名下乡,很快就被批准到黑龙江务农。 8月末我终于登上了北上的列车。 
 
黑龙江兵团和农场的知青大多由各个学校的同学组成,而我们东山连的知青却来各个街道,互相之间并不熟悉。年龄跨度也很大,小的只有十五、六岁,大的却有二十多岁。文化水平也参差不齐,有在根本没读过什么书,有的则是高中生。所以有人就把我们东山连的知青称为“杂牌军”。
 
可能是得益于这样的“杂牌军”,使我这个正儿八经的高中生鹤立鸡群。当时,我想既然来了,就要好好干。干好了,才能让父母放心。因此我劳动卖力,开会积极发言,加之我是为数不多的共青团员,又是女生中的大姐。大概是这许多因素的叠加吧,到农场不满一个月,上级就宣布由我担任副连长工作。
 
 
虽然当了副连长,我心里很清楚,自己实在也是个学生娃,一切都得从头学起。我要求自己必须在思想上、劳动上、生活上率先过关,给大家做出样子来。
 
我们连队是农工连,全连120人,男生只有三十多,其余全是女生,在一片称之为东山的高坡上种旱地。各种农活都是必修课,我这个当连长的自然全都要学会,而且不能落在别人的后面。
 
每天我学着去处理许多事务,生产上的要学,思想工作也要学,最让我头大的是每天晚上的连队大会。要讲今天的出工情况和遇到的问题,要表扬先进,指出问题,要安排明天的任务。在老干部的带教下,逐步也能掌控了,站在那儿脚不抖,声音不颤了。
 
夏季,为了预防山洪,农场组织加固拦河坝,我带队参加了会战。大堤上,人们有的挥锹铲泥,有的张袋装土,有的推车运输,有的在堤下码袋。我光着脚丫下到烂泥里,又是挖土,又是推车,忙得不亦乐乎。我们往草袋子里装泥,然后要扛上车。一般扛袋的都是男同志,可我们连男的本来就少,我就带头扛。那草袋子装满了泥土死沉死沉的,少说也有一百多斤。趁着掀袋的二人把草袋提起时,我低头哈腰就往下钻,借着悠劲一伸腰,草袋子便稳稳当当地站在我肩上了。那个时候,我也不知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劲,敢与男生比着干。
 
我们农场的一分场是种水稻的,每年初春都要平整水田,我们经常去支援他们。记得第一次去时,面对结着薄冰的水田,姑娘们都面露难色。是呀,我们还穿着棉裤呢,光着脚下到冰冷的水里,心里难免打怵。没得说,我必须第一个下水。我脱鞋挽裤,咬着牙把脚伸到水中,脚下踩着冻泥,冰喳扎着腿肚子,真是刺骨的寒冷,唯一的办法是卖力的干活,用身体的热量来战胜冰凉的水。
 
连队搞基建,要上山采石。在别的连队,那是男人们的活儿,但在东山连,男人的活女人也得干。我们连的采石场上,男生负责打眼放炮,女生负责搬运抬石。我们二人一根杠子,用一个铅丝套,往大石块上一套,抬起来就走。遇到特别大的,我们就有四个人一起抬。我常常当“杠头”,领着大家喊号子:“抬起那个石头——”“嗨哟!”“朝前走呀——”“嗨哟!”时至今日,我耳边还是会时常响起那高亢嘹亮的劳动号子,想想都会笑——那不就是个女汉子么!
 
 
 
 
俗话说:“三个女人一台戏”,何况一个女生多于男生得连队,那么多来自大城市的女孩子凑在一起还不热闹死啦!我该怎么做才对得起组织上的信任?才对得起姐妹们呢?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,我当然要多为姐妹们着想,因为我也是女人。
 
我们刚到东山时,没有宿舍。男生住在帐篷里,女生就住在牛厩里。一个好大的牛厩,被打扫弄干净后请木匠沿墙四周钉了板铺,墙上做了一圈木架子。我们每个人70厘米的宽度,上方的木架子是放箱子的地方。铺下是高低不平的泥地,中间有二个大炉子烧火取暖。八十多个女生住一屋,常会有些小摩擦小矛盾,但我还是愿意和姐妹们住在一起,既热闹,也可以及时了解情况,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。
 
第一年秋收,就赶上连绵的阴雨天,还没收完的大豆,很有可能倒伏在地里,发芽霉变,必须动用人工来收割。九月的天气已经渐凉,我们都已经穿上了夹袄。一天下来大家都浑身湿透,里外没有一处干的。这样对战士的身体很不利,特别对女孩子的伤害更大。偏偏食堂里连生姜都没有,没办法给大家熬姜汤。我就和老连长商量,看看有什么办法来保障女孩子的健康,经老连长授意,我决定用老乡的土办法,喝烧酒来祛寒。我就安排每个班拿锅子到连队的酒坊去打酒。那时连队酒坊跟所有东北老乡一样,自己用高粱酿造土烧,味浓甘烈,喝一口,呛得嗓子直冒烟,城里来的女知青哪喝过酒呀,更别说这么浓烈的“老白干”了。我知道大家心里很不情愿,可是眼下的条件我们只能这么做。我也从未喝过酒,但我知道我必须带这个头,于是我就着罗卜丝白菜喝下了第一口纯正甘爽的高粱酒,辣得我直吐舌头。姐妹们在一片笑声中也接受了这个原始的祛寒方法。那些日子,我们宿舍里挂满了湿的衣服,却完成了抢收工作。
 
 
我们连队事挺多的,个别男生常会惹事,干活偷偷懒,有时还会干点偷鸡摸狗的事;女生更不好管理,唧唧喳喳,个别人惹事生非。怎样树立连队的正气,害怕是不行的,除了会上分析问题讲道理,会下谈心和关心,双管齐下。但绝不背后弄人,这也许是我作为副连长能站得住的原因之一。
 
连队的女生多,我从一开始就坚定地执行“例假干轻活”的制度,凡是来了例假,都有二天不干重活的权利,此举得到众姐妹的拥护,但也被一些心计不良的人利用,农忙时来例假的人突然多了,有的甚至一月来了两次,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引起领导班子的注意,我就安排卫生员排查,严惩弄虚作假者,维护了妇女正当的权益。
 
那时有个上海女知青,个子高挑,但脑子简单,文革剥夺了她起码的受教育机会,致使她行事蛮横,总想做老大。一天,干活时她和一个男知青发生了一点矛盾,觉得吃了亏,收工后找了二个她的男邻居助阵,直接到男宿舍挑衅闹事。我接到报告,赶了过去,见她双手叉腰,嘴里骂骂咧咧,对那个男生推推搡搡,一场恶斗一触即发。我本来就看不惯打架斗殴的事,心想连队一定要有正气,决不能让歪风邪气当道!“住手!”我大声喝令着跑上前去阻止:“你有啥资格跑到男宿舍来发威,这是连队,出去!”她感到好没面子,对着我:“有啥了不起!阿拉都是一个车厢来的,脚碰脚。”“对!一个车厢来是脚碰脚,但不懂道理不讲道理我们也脚碰脚吗!出去!”之后,我让班排长分别找他们谈话,我也在全连大会上严厉批评了这种霸道行径,二个男生认识错误后写了检查,这个女孩子在同志们的帮助下,也认了错,作了检查,表示今后一定改正。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,连队的老干部一直支持我,给我打气,叫我理直气壮地干。
 
我们连队的上海知青傅国资在执行追捕任务中光荣牺牲,我们领导班子抓住这一契机,开展学英雄活动,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,我们连队风正气顺,生产、战备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
 
 
青年人在一起工作生活,难免会发生谈情说爱的事,我这个副连长,还有个光荣而重要的任务,就是尽量避免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发生出格的事。我岁数虽然大了一点,但毕竟没有恋爱经验,但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做。记得有一件至今让我忍俊不禁的事:一对男女晚上外出很晚才归,有人发现女的双颊绯红,神情亢奋,怀疑他们行不轨之事。连里让老干部s 协助我处理。我们找那女孩谈话,她就是不张口。我意识到有大老爷们在场,小姑娘哪能开口说此事呢。于是我就用上海话问她,她被逼急了,就说了一句“kiss”,我不明白,就盯着问是啥意思,那女孩红着脸说:“就是接吻!”我这才恍然大悟。老s问你俩嘀咕啥呢?我赶忙想了个借口把话题岔开了。当我明白他俩仅此而已时,才如释重负,但还是叮嘱她千万不可越雷池,一定要好好爱护自己,没有再为难她。
 
还有一次,场部布置开展计划生育工作。我是女干部,理所当然由我去做,可我什么也不懂,只好在妇女会上照本宣科。后来,我回上海探亲时,有个妇女跟我说:“俺也不想多生娃,听说上海有种药,一吃就不生了。你回上海帮俺买点成不?”我马上答应了。在上海我到药店去问,营业员说:“这药是在里弄里免费发放的,你去找他们要。”显然是把我当成了已婚妇女,羞得我扭头就跑,生怕被熟人看见。
 
你看,那时我连“kiss”和避孕药都不懂,是不是太难为我了。
 
 
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,我再不是柔弱的小女生了,我慢慢地变了,变得强壮、粗旷,还有点野了,也变得成熟了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有人给我起了个绰号,叫“大伯”。开始心里有点不乐意,我一个姑娘家的,怎么能叫大伯呢?多难听呀!可是怎么也阻止不了,也只能随他去了。
 
八十多人的大宿舍里,有人哇哇地大叫“大伯!我箱子里钻进老鼠啦!”我会义不容辞地戴上手套到她箱子里去抓老鼠。
 
一次收土豆,有人在垅沟里发现了一个头盖骨,姑娘们吓得哗啦一下大家全跑开了,谁也不敢凑上前去,这活儿准是我的。我毫不犹豫拿起二尺子走上前去,勾起头骨扛在肩上,一直扛到大草甸上把那头骨埋了。
 
从小我奶奶教会了我裁剪和缝纫。“大伯,帮帮忙吧——”姐妹们常会这样求我帮着裁剪衣服,但做得最多的是假领子了。我这个“大伯”还教她们利用火墙铺硬衬做鞋底,甚至绣枕头呢。
 
在农场最苦的活就数“起麻”了。麻绳是怎么做成的,我们以前一无所知,但在北大荒亲自做过这活儿,就知道其中的辛苦了。麻杆割下以后,放在水泡子里浸泡,直到初冬,被沤烂了,再从水里捞出来,然后扒下纤维,搓成麻绳。其中到水中捞沤烂的麻是最辛苦的环节。站在齐腰深的水中,冰冷刺骨,烂麻发出一阵阵臭气,熏得人恶心。我怕姑娘们在冷水里身体受不了,所以一次次下到水里去捞麻捆麻,然后喊着口号让岸上的姑娘们拉上去。实在太冷了,喝一口“老白干”暖暖心,烧一堆篝火烤烤身。战友们说一声:“大伯,你真行!”我心里就美滋滋的了。
 
连队的艰苦生活,锻炼了我,也锻炼了每个人。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恰如其分地描述那苦难的岁月、艰辛的历程。四十多年过去了,那些人那些事,始终是我最难忘的,他们一直激励着我克服困难,战胜自我,勇往直前。那一声声“大伯,大伯”的呼唤,也倍感亲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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